“保胎、保子宮、生男孩”,中國女人的宿命?

拿下豆瓣9.4分高分的國產紀錄片《生門》,于2017年年末通過網絡和電視同時播出。導演陳為軍說:“都說生育是兩個人的事,是老公、老婆的事情,其實不是。真正面對一切的,是女人。”
 
 
 
 
“男人是更會算計的動物。”《生門》導演陳為軍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蹲守了一年多之后,發出了這樣的感慨。
 
 
 
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發布的報告顯示,發展中國家的孕產婦死亡率是2.39‰,而發達國家則為0.12‰。
 
 
 
在中國,2016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0.199‰,中國孕產婦死亡率已經處在發展中國家前列并接近發達國家水平,然而這仍舊意味著每5025個孕產婦就會有1個死亡。
 
 
 
 
 
 
 
美國攝影師 Leilani Rogers 從2004年開始執行一項關于母親群體的攝影計劃,記錄了將近60名母親從懷孕到分娩的過程,每張照片都訴說著一個獨特的故事。
 
 
 
生老病死,生排在第一位,不論對于孩子還是母親,這都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道坎,跨過去了皆大歡喜,跨不過去,生就可能變成死。
 
 
 
現代醫療技術日趨成熟,孕產婦死亡率逐年降低,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相當一部分人忽略了女人生孩子的危險,而在陳為軍眼里,這一關實在“太兇險了”。
 
 
 
上大學期間,陳為軍的親人接連故去,“加上多年的唯物主義教育,我對死的認識很粗糲”。拍攝紀錄片《好死不如賴活著》的時候,片中女主人公雷梅因為艾滋病去世的那天,作為導演的陳為軍凌晨4點趕到了雷梅家,和雷梅的丈夫馬深義守在雷梅旁邊,直到火化的人早上6點鐘趕來,陳為軍才離去。
 
 
 
 
 
陳為軍,中國紀錄片導演,攝影師
 
 
 
陳為軍覺得直面死亡時自己的內心“足夠堅強”,但這一切隨著《生門》的拍攝而改變。
 
 
 
“一個人無論是正常死亡還是突發交通事故死亡,都不會傷到我內心深處去。可是親眼看見那些母親從生門到死門之間穿越,看見女人為了生育而死的時候,傷到我心里面去了。我以前對死亡那種粗糙的感受,被這種以死換生、以生換死的繁衍本能扭轉了,我對母親、女性這個群體感到敬畏。一個女人只要沒生過孩子,不論她多大年紀,都還是小姑娘心態,可一旦生完孩子女人就變了,她的身體會面臨顛覆性的破壞。可即便如此,所有女人都前仆后繼,哪怕身材變形,哪怕要面臨危險,都要把孩子生下來,這是男人做不到的。”陳為軍說。
 
 
 
 
 
《生門》劇照
 
 
 
作為一個男性,陳為軍似乎站在了男性的“對立面”,他不再以一個置身事外的異性的目光來審視女性,這讓他平添了許多悲憫之心,那些厭惡女人生產過后難看的妊娠紋、變寬的髖骨和松弛肚皮的言論,在他看來無法原諒。
 
 
 
作為一個見證者,陳為軍似乎明白了女人由于生理、社會環境、傳統、偏見以及進化論所帶來的艱難處境,“都說生育是兩個人的事,是老公、老婆的事情,其實不是。真正面對一切的,是女人”。
 
 
 
 
 
《生門》劇照
 
 
 
 
 
“我才33歲啊,能不能努力一下。”
 
 
 
1982年,計劃生育政策被確定為基本國策,同年12月被寫入憲法。直至2015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前,“一家只生一個好”的觀念早已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國人獨特的生育觀。
 
 
 
“一胎化政策,使得分娩成了重大的儀式。一對夫婦只能有一個孩子,這讓生孩子變成了一個家庭天大的事,這在其他不施行計劃生育的社會環境里是沒有的。”陳為軍說。
 
 
 
從備孕、懷孕、保胎再到生產,陳為軍感受到了孕婦背后整個家族的焦灼感。
 
 
 
另一方面,沒有幾個人能坦然面對一個生出來就有缺陷的孩子,但陳為軍認為這違背自然規律:“每個人都想生出一個完美的、沒有任何缺陷的孩子,這在概率上是不可能的,但人們對此的焦慮卻真實存在,沒有幾個人能做到順其自然。有的孕婦為了保胎,從懷孕開始就幾乎不下床,不敢動。這是跟自己較勁。人要接受一個事實,那就是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上,是有可能有意外的,我們要坦然接受。這才是正常的生育觀。”
 
 
 
 
 
《生門》劇照
 
 
 
在一定程度上,一個不打算丁克的家庭,哀莫大于膝下無子。在跟蹤拍攝80多個家庭之后,陳為軍認為這些家庭唯一的共通之處就是對生育的執著,或者說一切都要讓位于傳宗接代。
 
 
 
夏錦菊曾懷孕六次,生產兩次,已有兩個女兒,但為了再生一個兒子,她還是懷了第三胎,手術臺上卻大出血,心臟停跳兩次,總失血量達到1.8萬毫升,相當于全身血液換了四次。
 
 
 
即便隨時有可能面臨死亡,她還是希望主治醫生李家福保子宮——“我才33歲啊,能不能努力一下。”
 
 
 
曾憲春是高齡產婦,之前曾懷孕五次,生產兩次,再一次懷孕后,她經歷了胎盤前置、瘢痕子宮,分娩有生命危險,在得知第三胎是兒子后,小姑子泣不成聲:“我哥之前只有兩個閨女,一直以來想生個男孩。為了保這個小孩,我們一家都好辛苦。” 
 
 
 
 
 
夏錦菊孕婦
 
 
 
像夏錦菊、曾憲春這樣的女人數不勝數,不論自己是否身患腎病、肝病、精神分裂、高血壓,或是為保胎靜臥在床幾個月直至腿部肌肉萎縮,不論是否隨時有可能面臨死亡,她們的想法都如出一轍:保胎、保子宮、生男孩。
 
 
 
一部分女性觀眾看過《生門》之后,體會到了一種刻骨的悲哀。那些躺在病床上、蜷縮在被子里的女人的面孔,蠟黃、麻木卻又異常堅忍,“就像供上祭壇的活牲一樣”對自己的命運無計可施,只得交給丈夫、婆家或者父母,而具體聽誰的,只有錢說了算。
 
 
 
李家福曾問一個患有重癥肝病的孕婦為什么不早點來醫院治療,她說:“婆婆跟媽媽不一樣你知道吧?我懷孕十個月一直沒工作,她(婆婆)說不來,我不可能自己來啊。”
 
 
 
 
 
《生門》劇照
 
 
 
 
 
 
紀錄片不是新聞,而是一種和解
 
 
 
很多看了《生門》的觀眾難以理解,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愿意將自己人生中最難堪、最窘迫的時刻展示在全國觀眾面前。
 
 
 
陳為軍對這個問題始料未及,他沒想過這是一個需要跨過去的坎。在他看來,紀錄片的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不是采訪關系,這里面有強大的信任基礎。
 
 
 
當然,即便做到像“朋友般的關系”,仍然有很多人在最后拒絕播出自己的故事。在陳為軍拍攝的80多個家庭中,有近一半的家庭因為各種原因要求終止拍攝。
 
 
 
“做紀錄片意味著我要時時刻刻面對你和你的家庭,從一段故事的開始到結束,一直都跟你在一起。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采訪,是因為采訪是一種短暫的關系,可能是半個小時,也可能一兩天,這種關系會讓人擔心后續是否會發生很多曲解和誤會。”
 
 
 
由于紀錄片客觀呈現現實的屬性,陳為軍認為,即便有“曲解”,也只可能來自觀眾。《生門》播出之后,觀眾們有的無法接受早產兒被拋棄的現實,有的責罵“錢比命重要”的家屬,有的對現階段的醫療保障體系感到無奈。陳為軍認為,這恰恰是紀錄片的功能。
 
 
 
 
 
《生門》劇照
 
 
 
 
紀錄片是一種‘和解’,它不是新聞,告訴你什么時候發生了什么事,而更多的是在解釋背后的原因。
 
 
 
新聞里經常報道城管和小販之間的事情,可如果沒有紀錄片去梳理中國這十幾二十年來,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城市化進程,讓大家看到小販的無奈和城管的無奈,這個社會就很難達成真正的和解。
 
 
 
就像我拍了這么多生孩子的故事,如果靜下心來想想,你就不會輕易譴責一個農民對要男孩的執拗,或人們非要生出一個健康的孩子這樣違背自然規律的生育觀,同樣你也無法譴責小孩早產了,身體發育不良就面臨被拋棄的事實。社會無法保障他們,當所有重擔壓在一個普通家庭肩膀上的時候,人是承受不了的。
 
 
 
 
在陳為軍看來,尤其是早產兒,“現在的醫療保險、生育保險并不覆蓋這一塊,這樣的孩子進ICU可能馬上就要花10萬、20萬元,而早產兒的五臟六腑都沒有發育完全,還有可能是腦癱,對于一個不富裕的家庭而言,這筆錢花進去可能什么都保障不了,這個家庭后面還能生活嗎?所以這不是一個對錯那么簡單的事情。
 
 
 
 
 
待產房里的孕婦與家屬
 
 
 
對于拍攝者而言,紀錄片“太真實了”,沒人能左右人和事情的發展進程,同樣也無法左右觀眾的反饋,陳為軍認為一個完整的紀錄片不僅需要媒體播出,還要把觀眾的解讀糅雜在一起,反哺到故事本身。
 
 
 
在拍攝題材上,陳為軍有一套自己的標準,他曾經這樣表述自己的選題傾向:“中國道家說,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萬物。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,其實是一樣的,都是生老病死。有人認為做紀錄片,要找奇特的人、奇特的事,不是這樣的,選題就在你一公里范圍之內。”
 
 
 
陳為軍表示,自己不會去拍邊緣化的題材。一定程度上,他一直在尋找永恒性,那種“白人黑人、西方人東方人都看得懂的東西,比如愛情、青春期、孩子和生老病死”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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